陈波与韩林合主编的《逻辑与语言》（东方出版社，2005）一书在书架上搁置一个月了，近800页的篇幅，一点不指望会有时间通读一遍。即使耐心通读，而今记忆力甚差，不做读书笔记与不读也差不多。
与这类书接触的地点多半在卫生间。识者知道这句话并无亵渎文字的意思，端坐在卫生间，与其集中注意力作老僧入定状，不如手执一卷，学思并举，感想由此而生。
逻辑与语言。众多学术词汇中，最吸引我眼球的本应是“系统”，可是不。我以为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应当是“世界是系统的”，以此代替“世界是物质的”这一传统说法。这样一来“系统”一词就频繁出镜，已经产生视觉审美疲劳，好比街上时髦女孩的美腿十有八九改由长筒靴包装，也就懒得注意。可是，如果有人要与我谈论“逻辑”或“语言”，我肯定兴趣盎然。
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那位龙钟老妪，不是“辩证逻辑”那位半老徐娘，也不是“数理逻辑”那位女学究，而是作为中文名词“事理”别名的可爱小精灵。
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在可能有的最广义上，而不是在汉语或英语专家赵元任、王力、吕叔湘、葛传槼诸公关注的那种层面上。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它与正标题同样赏心悦目。
副标题的前四个字是重要的，如果换成《印度哲学经典文选》，我未必迫切想窥其堂奥，更何况如果有人限定我只准读一种哲学，我要选的正是分析哲学。
副标题的后四个字同等重要。以“经典”二字来说，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就了解了这个领域的精华和源头，全书共收入22篇，我注意到编者声明还略去了罗素的《论指谓》、斯特劳森的《论指称》、蒯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塔斯基的《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和戴维森的《真理与意义》。这说明那五篇比所收22篇更权威、更脍炙人口，理当重点看。
再以最后的“文选”二字来说，博采众长，便于读者边阅读边鉴别。这是外行读书的不二法门。如果这本书只是某一位大家的个人专著，我会产生阅读障碍，不用说，凭我的学识，根本没有资格估计其价值。但第一位的原因是，我不熟悉他的话语体系，所以不可能知道他真正说了什么。我是非常佩服孔老夫子的，他告诫我们：“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
短短两页的《编者说明》信息量可不少。先是介绍了达米特对分析哲学的定义，其基本观念是：对思想的哲学理解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对于语言的理解而进行。
该死，我本该说得出同样深刻的话，我们从小知道，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了解思想当然要透过语言，分析思想就是分析载着思想的语言。
[插话：“透过”是“通过”一词的港式表达，这两个词有微妙的差别。例：“透过面纱，可以窥见那位曼妙女郎的雪肤花貌。”“他通过考试，成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这两例中的“透过”与“通过”不可互换，一个是穿越薄薄的一层障碍，一个是穿越长长的通道。]
这里假定，载着思想的语言，经过Shannon的通信过程，不断地对信号编码与解码，进入脑室后又重新整合，与原来的语言同构。让我们想象一番分析思想的过程。比如要分析笛卡尔某著名思想，精通拉丁文的先生直接用拉丁语思考笛卡尔造出来的句子“Cogito, ergo sum.”的意思；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好思考翻译家译成的“我思故我在”，读者不妨内省这几个字是怎样在大脑里穿行的，它好像仍然发出汉语的声音，浮现出汉字的形象。
语言与思想的关系，类似于肉体和灵魂的关系，区别在于：灵魂的保留不过百年，而思想的保留并无限制。
《编者说明》还顺便提到，分析哲学在本质上是以弗雷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我一听就感到荣幸，1962年我试译一本数理逻辑名著，接触过弗雷格思想的核心，怪不得与分析哲学似有前缘——还记得严蕊那首《卜算子》吗？那是我敬重的朱熹先生搞的一件冤案：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编者说，分析哲学大致有三种相互关联的涵义：
一是二十世纪前后相继出现的一些哲学流派，如维也纳学派、牛津学派、剑桥学派；二是由这些学派发起的一场哲学运动或哲学思潮，它在世界哲学舞台上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三是由这些学派和这场运动或思潮所奉行的某种精神和方法。越是靠近当代，前两种涵义越淡出，第三种意义越是加强。所以认同其研究风格或研究方法的，都可算是分析哲学家。
这样就很明白了，中国的哲人应当在这个领域取得与国际对话的资格，这就是与时代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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