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研究所方朝晖《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一文很有参考价值。其观点如下:
一、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为民族主义情绪所主宰,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民族利益和国家需要。
二、学术有自己的逻辑,其价值不能用现实功利需要的标准来衡量。没有西方学者会把从本民族或欧洲文化传统资源中寻找并证明其自身文化的“特色”或“伟大”的证据,当作其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比如福柯的哲学思想不是为了证明法国文化的特色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不是为了证明欧洲文化或德国哲学传统的“伟大”而从事哲学的,民族特色是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地找出来的。
三、民族主义不是儒家传统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古代儒家经典之所以感到亲切,是由于它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正是由于这种魅力,西方人也同样可以为之着迷。儒家传统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否颂扬了中华文化的“伟大”,而在于它的普世价值。儒家所说的国以天下为旨归。儒家的出发点是从文明和野蛮的对立出发构建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从而试图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
四、哲学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导致这种空虚的原因有二,一是把儒家传统纳入知识范畴后儒家的真精神被抽空了,由于不能从儒学真正找到人生的永恒价值,作为学人也失去了精神支柱;二是从未进入西方哲学那种代表着人性自由之境界的、超越世俗价值和功利关怀的纯粹思辨王国中去。当然当前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近代中国历史有关,面对西方强势话语压迫的心理失衡。
五、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挖空心思从古人思想中挖掘“指导原理”、“核心价值”来,津津乐道所谓“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价值。这不符合儒家传统:
六、儒家虽然入世,但不以提供指导原理或核心价值为主要目的,其一切学术建立于“天下”观念之上,本质上有其超然于世俗世界的永恒意义。一方面它以普遍人世的永恒追求为旨归,而不是以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理想为旨归,原稿有“生生”和“尽性”之说;另一方面,它有一个伟大的文明理想,表现于“夷夏之辨”和“王道”理想中;第三个方面,它把个人修身当作治国安邦的最根本要素,故有“立德、立功、立言”和“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之说。
七、古人教育人们将主要精力投入于艰苦卓绝的修身和践履之中,他们所关心的具体到如何读书,如何自省,但在今天则不然,由于将儒家非知识化的修身、践履不适当地丢失了,结果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滑稽的现象:一方面许多学者大谈所谓的“和而不同”,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还没有搞清就加以批判,对于西方文明也是如此。这样的研究方式,无疑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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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周周
2007-12-10 18: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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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写到的那些西方哲学家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他们也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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