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文汇报·学林》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的通栏标题下登了一组文章，第一篇是北大赵敦华的《当今中国哲学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文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注意：
一、当今中国哲学已经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从唯物论与唯心主义‘两军对阵’的解释模式中解放出来。（此处“中国传统哲学”似指1949年以后的哲学，这种解放是把国民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破产的必然结果）
二、但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八个二级学科的设置含有二级学科相互分离、阻碍哲学对话、批判与交流的潜在危机。
三、中西哲学应当趋同，对传统的现实的意识形态不应守成而要批判。中国哲学应当发展为世界哲学
四、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宗教：儒家和道家》一书。韦伯认为清教的价值观是普遍主义，并以此为尺度批判中国文化是特殊主义。
五、学术强调其“中国特色”，不啻放弃了理论的普遍标准和普世目标。
六、把中国思想家和犹太思想家相比较，二者都有古老的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但犹太思想家为一种世界使命感所激发，总是在探求普遍的真理。如果他们也致力于所谓“有犹太特点的”理论，那么人类大概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
七、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矫枉过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国家主义的种族文化”。其特征包括：强化种族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宣扬种族共同的古老祖先和血统延续的神话，民族中心感和民族优越感，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民众动员，等等。
八、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都是特殊的。
九、在中国哲学领域极端的特殊主义的表现之一是全面反全球化，其工具是阶级斗争论、帝国主义论和“后殖民理论”之结合。
十、在西方哲学领域，欣赏文化特殊主义和关于价值和真理的相对主义，认为“西方的后现代就是中国的前现代”。这影射出西方激进批判主义与中国传统保守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十一、认为“中国无哲学”是一种无知，而马克思对未来哲学的预言是“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哲学思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十二、四百年前中国人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数学和历法的普遍价值，但以“西方算学起源于《周髀算经》”作为心理安慰。十九世纪后期，同样经过反复较量，中国人接受了西洋器具的应用价值，但以“中学为体”为核心价值。二十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普遍价值；改革开放后，又接受了市场经济与管理科学的普遍规则，但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多领域，特殊主义反弹，比过去的文化保守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岂非咄咄怪事。（以上罗列的第3、4起接受西方，也是反复较量的结果，所以特殊主义反弹也谈不上什么咄咄怪事）
十三、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中国学者应该有文化大国的心态和思想准备，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向世界贡献出普遍的理论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倡导普遍主义的根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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